2011年年中以来，各界开始关注实体经济的困难，而伴随着今年一季度GDP增速降到8.1%，实体经济困难的问题越来越被人关注。外部经济复苏乏力，欧洲也还面临债务危机，但是毕竟外部经济在复苏中的情况下发生的企业经营困难。因此，外需不足、外部原因不应该是这次实体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。大致来说，这些因素及其影响实体经济的机制是：
其一，税费高昂，上游产品垄断高价，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。
其二，高房价对实体经济的伤害。高房价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来自两个方面：首先，资产泡沫化过程中，实体经济的收益率是不可能赶上资产市场上的收益率的。这样，实体经济领域就会发生资金倒抽效应。其次，高房价还直接推高企业经营成本。
其三，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双重挤占出口企业利润空间。人民币对外升值，以本币结算，销售价已经降低。更要命的是，人民币还对内贬值，劳动力、原材料价格上升，出口行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极大挤压。
其四，金融制度缺陷，企业融资成本过高。国家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是6%，可以上下浮动2个基点。但实际上，企业不仅要承担6-8%的贷款利率，同时还要承担7%的贴现率，再加上其他的融资成本支出，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大约就在16-18%。不仅如此，广大中小企业还很难从银行获得融资。
其五，产业结构要跟着调整，但是产业结构越是高级，越是对产权界定、法治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；产业结构高级化还要求更高的人力资本，但是我们的教育跟上了没有？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跟上了没有？应该说没有跟上，问题很大。
城市化大潮不可阻挡
很多人集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地理空间里,一旦达到某个人口密度的标准,此地便被命名为“城市”。放长了眼光来打量,这个变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迄今依然有增无减,“城市化”大潮不可阻挡。为什么普天之下,人都喜欢往城市里凑？,经济上的动力看起来直截了当——城市创造更高的收入。
大东京的人口聚集程度早就令人印象深刻,在仅占全日本4%面积的空间里聚集了25%的人口。不过,这个全球第一大城市的经济聚集程度更甚:该年度东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7.2万美元,高出日本全国平均值的67.4%。这样算下来,大东京一个地方就占日本总产出的40%。其他大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据2004年的统计; 多伦多人口占13%,经济占14.4%；伦敦人口占英国人口11.8%,经济占13.3%;纽约市占美国人口 2.3%,经济占3.5%。
全球范围的证据却表明,人的经济活动所包含的逻辑就是在流动中聚集,然后再流动、再聚集,直至人口、经济和财富在地理上集中到一个个面积奇小的地方去。这正是“城市化”本来的含义。经济密度高于人口密度,必定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。可是人口聚多了,经济密度是不是一定还可以提升？不见得。2004年韩国首都的人口占全国的21%,但经济(GDP)仅占20.7%。此前多年的报道说,首尔像个黑洞一样吸取着全国的资源,甚至闹得釜山那样的城市也出现了“负增长”。
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,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,这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。我们只能说,迄今为止,全球范围的城市化依然没有停步的迹象。当一些城市停滞、衰亡时,另一些城市生机勃勃地兴起;一个时期城市化止步不前,另一个时期,城市化又欲罢不能。我们能够抓得住的,惟有一个关节点,这就是经济聚集是不是高于人口聚集。如果环境的、技术的、制度的和观念的条件能够维系经济聚集超越人口聚集,我们就有把握推断城市化必将继续。反之,经济地理就将重新“变平”。中国的特色在于,人口聚集久久得不到更强有力的经济聚集的召唤和刺激,从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曾给城市化以应有的推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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